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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面临的局面中国现有金融监管，属于行业监管和行为监管，重点在某个金融机构、某个市场和某一产品不要出现违规违法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微观审慎分业监管框架。监管多头，中间必有缝隙，难免存在分业间的盲点和摩擦，且在上述经济大背景下局限性日益显现。首先，问题的根子还在实体经济减速。金融只是实体的催化剂，实体部门在奋力举债时，金融监管只能尽力按住银行、信托等机构的推手。中国经济的冷热总是先由实体再向金融部门，由基层向国家层面传导放大。预算硬约束在GDP起飞时代固然掣肘，但当经济开始下滑、债务雪球次第滚动起来的时候，没有了它也便如拆掉了刹车。摊子益大而筹资乏术的地方政府需要土地财政和地方产业，效率低下而意义仍多的国有企业需要银行续命。大家拿出自己手中尚有分量的土地储备、矿产资源、特殊产能等做秤砣，奋力压起高高的信贷杠杆。任凭银行、保险内部约束再硬，怎奈实体源头失去了规则，信贷风险依旧。因此，金融监管本身甚至也不能再单纯在金融体系内思考解决方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要“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健康有序发展”。因此，中投公司在进行对外投资时，也要顺应大潮流，创新对外投资方式。而对外投资方式创新的核心内容就是合作，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互利共赢、利益一致，才能挖掘更多的投资机会，实现投资的可持续。

其二，金融系统中各关联方随着市场发展，关系变得错综复杂。而监管机构之间自成体系，协调不足，加之职责各异，面对混业经营，分业监管会面临失调。市场中机构纷纷跨界参股、相互持股追求“全牌照”优势。跨市场与行业的监管要求立现。如，大型金融控股公司交叉持股结构十分复杂，规模大且跨国经营，使其内部结构和经营业务复杂度很高。分业监管模式很难对其有效监督。金控公司可以建立一种经营阻力、成本最小的组织模式，尽量绕开不同监管。又如银保产品、资产证券化业务，都涉及到几个部门的监管协调。此前，基金子公司作为实际不受监管的类信托公司大举兴起，以及涉及多业界的“非标”业务汹涌出现，都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其他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机构等，也纷纷学会在监管缝隙中寻找机会。加上杠杆搞“三套利”蔚然成风。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突出。这充分表明了监管真空不可小觑。

由于变量内生性和持续性强度问题，OLS不能用于金融时间序列的预测。因此我们使用Kostakis（2015）扩展的IVX回归法来进行样本内和样本外预测。样本内一元回归结果表明SI、Bfor、Cs_pd、Iron_pd1、Cs_pd1、Smi1这些基本面指标是铁矿石收益率的显著预测指标。而宏观因子中影响铁矿石价格总较为显著的是资源国兑美元的汇率，而其它的宏观因子通常不会直接显著的影响铁矿石收益率，但是这些因子往往通过影响基本面因子中的供给、需求和库存因子来间接影响铁矿石收益率。

中投的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投公司是大型的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度关注短期的不确定性和变化，而是要通过长期投资来应对短期波动。长期投资是中投的优势，不应放弃转而关注追涨杀跌的短期变化。二是中投公司的投资组合要分散化、多元化。这体现了投资组合的总体稳定性和风险分散，不管全球宏观环境如何变化，要进行多元化配置，正所谓“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性，保证“东方不亮西方亮”。

第三，法律法规的及时制定与完善应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行为和眼花缭乱的产品服务。在监管和责权主体尚不能明确时，先建立起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减少监管真空和套利。使随后的履职主体也可以迅速进入角色、依法监管。其四，除了金融系统内部的宏观、微观审慎相结合。金融监管更需要走向大宏观，协助实体经济和地方发展建立起以预算硬约束为特征的金融意识和政策法规制度。中国经济需要走出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循环。做过一个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经济的荣衰周期与财政金融专业干部的下派和财金权力的上收高度吻合：每到GDP增长减速，广义地方债务发而难收，地方收支出现问题的历史阶段，财政、金融口专业干部下派地方政府，接任党政综合管理类工作的数量就会大大增加。他们前往经济活动一线，审查财经支出、摸清信贷台账、严肃财金纪律、控制潜在风险。通过行政命令和人事规则，上收业务权力，约束地方行为，是为“风控立在党建上”。长期看，这样处置虽然直接、有力，但往往有滞后性。出了问题再下猛药，终究不如从根源上建立起现代金融制度，形成长期、科学约束。